晏阳初，原名兴复，字阳初，曾以“遇春”为名在圣史蒂芬孙书院注册入学，故别名晏遇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晏阳初先生被派往法国为十五万华工的福利工作。在这里，晏老主要为那些不能读书也不会写字的华工同胞代写家信、代购物品，后来又创办了《华工周报》。正是通过这段直接与底层平民接触的经历，他开始了解这些“底层”、“苦力”，从而也开始相信平民具备“机智能干，心灵手巧”等内在力量。后来，晏老回到中国，辗转去到了河北定县，继续他的平民教育实践（首次平教实验在1922年的长沙）。河北定县后来成了上世纪20至40年代知识分子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典型，而晏老也因为在中国乃至国际上推行的平教实践而在哥白尼逝世四百周年大会上被膺选为与爱因斯坦并列的“现代具有革命性贡献的世界伟人”之一。  

        之后，八十七高龄的晏老总结出了乡村建设的九大信条（后来发展为十大信条）。这九大信条分别是：1）民为邦本，本固邦宁；2）深入民间，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协助平民解决问题；3）与平民打成一片；4）向平民学习；5）与平民共同商讨乡建工作；6）不持成见，当因时因地因人制宜；7）不迁就社会，应改造社会；8）乡建是方法，发扬平民潜伏力使他们能自力更生是目的；9）言必行，行必果。

        应该承认，九大信条是晏老长期在乡建设实践中所积累的精华所在，而且从中也可窥探到当时乡村建设能够产生如此广大之影响的重要原因。同时，之于现在，结合社会工作在农村社会的实践，九大信条也不可不说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之所以要进行乡村建设，关注平民的利益，尤其是底层农民的利益，首先来说，这是基于对国家与个人之间利害关系的认识，其次，由此能生发出农村工作者的使命感。“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原本出自《尚书·五子之歌》，其大致意思是指百姓是国家（古代邦国各有其意，此处不计）的根本，只有百姓安居乐业了，国家才能太平繁荣。晏老以此作为九大信条之首，意在说明百姓或平民的重要性。而认识到平民的重要性和之于社会发展、国家富强的意义是所有工作的前提和起点。同时，基于这种认识之上，也要求农村工作者（本文尤指农村社会工作者）具有一定的使命感，积极维护百姓的权益，将自身成长和农村发展融为一体，协助百姓追求和实现更优的生活，最终助力于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  

        农村社会工作要实现助人自助的目的，需要经由一系列的工作流程，从需求评估、方案制定到付诸实施、结案评估，几乎每一步都需要积极促成案主（村民）的参与。对于案主而言，其参与的过程就是其增能或培力的过程。而农村社会工作者前期的需求评估更是需要深入到当地之中，而不是“悬在半空”臆想案主存在何种需求，更不是将社会工作书本上的理论当作一个万能的框架去“适用”于所有的人群或地域。晏老所说的“深入民间，认识问题，研究问题”“与平民打成一片”“向平民学习”“ 与平民共同商讨乡建工作”“不持成见，当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等对于农村社会工作者直接的启示便是如此。笔者认为，要做到如此，一方面需要工作者具备吃苦耐劳的意志和精神，另一方面则需要像人类学家一样深入到一个地区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田野观察，克制自己的“前见”，经常与在地农民进行交流，倾听农民自己的声音，了解农民自己的想法，真正做到将自己“农民化”和“在地化”，并对农民的遭遇予以共情或感同身受，从而发现农民真正而急切的需求，然后将其与自身的专业资源进行对接匹配，与其共同制定应对方案。当然，社会工作的“境遇化”和“在地化”并不是盲目地排除对既存知识的借鉴，相反，晏老所提到的“研究问题”需要的是农村社会工作者具备较为广阔的视野和较强的研究能力。用张和清教授的话来说，即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与“历史的想象力”，而不是就问题谈问题，就农村谈农村，就在地谈在地。  

        社会工作该不该和能不能在宏观层面上有所作为？针对这一问题，存在着理论上的说法和实际上的做法之间的区别。理论上讲，社会工作（社会行政）是社会政策传导机制，负责将社会政策转化为具体的社会服务活动，并从服务活动的开展中总结经验，反馈到社会政策，从而达到社会工作在宏观层面有所作为的目的。然而，事实上，基变社会工作的势力非常弱小，相反地，社会工作常常因为行政力量的介入和对行政力量的依赖而产生“嵌入”和“政府让渡空间”的讨论。晏老“不迁就社会，应改造社会”的主张，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基变”的重要性。虽然工作者难免受限于现实条件而无法真正实现这一功能，但对于社会工作者而言，应对“基变”保持关注（关于农民的社会政策），或者至少有所意识，同时对其反面情况，即“专业性”是否被“行政性”所影响，应有所警惕。而在此基础上，若能在“基变”与“临床”之间寻到一条“中性路线”，超越这一两极化论争，则更是对农民、农村以及对专业发展的莫大贡献。  

        社会工作研究（理论研究、需求评估、实务经验总结等）归根结底是将研究结果付诸于实践，这是由社会工作“实务导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工作相比于其他学科的学科特点所在。与此同时，在实践的过程中，社会工作的目标应该从“问题解决模式”转向“发展模式”，关注案主（农民）自助能力的培育（培力），正如晏老所说的“乡建是方法，发扬平民潜伏力使他们能自力更生是目的”。在优势视角下，发掘和利用农民自身的内在力量（潜藏）和优势资源，促进农民自助能力的形成，而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者扮演的角色应该是协助者，而不是依靠“专业权威角色”喧宾夺主，强化农民的依赖，成为农民自助能力形成的拦路石。当然，也只有摆脱了带有标签化色彩的“问题意识”，以“文化主位”和“建构主义”的立场与视角同农民一起去认识农民、农村和农民的“问题”，有针对地提出应对之策，切实地将之用于实践，才能实现晏老“言必行、行必果”的铮铮誓言。